重症医学科医生的抉择
推荐人 林少娜
阿图·葛文德在《最好的告别》中提到，随着老人能力衰退，要改善其生活，需警惕“医学干预必不可少”的想法，抵制干预的冲动。这段话切中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大困惑：何时该努力医治，何时该放弃治疗？
在肿瘤重症病房，晚期患者的身体如摇摇欲坠的老房子，我们却用先进的技术修补。我们常因“无能为力感”而行动。曾经，我收治一位胃癌术后复发的患者，多方治疗无果，家属求“再想想办法”。我们尽最大努力采取诸多措施，但患者最终还是离开了。那段时间我反复自问：我们“做了”很多，但这是否就是“做得对”？
葛文德所说的“抵制干预冲动”，在肿瘤重症领域近乎反文化。医疗体系鼓励“积极”，“不做”被视为消极。但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何时不该做。面对生命尽头的患者，最难的不是技术，是决定“不做什么”。这种“不做什么”不是放弃，而是更高级的照护——承认医学的边界，把目标从“延长生命”转向“提升剩余生命质量”。
我有一位难忘的患者，五十多岁的卵巢癌终末期女性，大量腹水、呼吸困难。常规处理往往需要反复穿刺放腹水。但我和她交谈后，得知她怕穿刺，只想回家看桂花。那天我没有穿刺，和家属沟通后转居家安宁疗护。她在家里待了十一天，回家时桂花正好盛开，她在树下喝了粥，最后三天昏睡却带着笑。我没有“修复”腹水，只是把选择权还给她。这是我最不后悔的一次决策。
葛文德提出的“何时努力医治、何时放弃治疗”是我作为肿瘤重症医生每日面对的难题。但读完这本书我怀疑这是个错误的问题。“努力医治”和“放弃治疗”之间，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——根据患者目标调整治疗强度，做对患者重要的事。化疗无效时，控制疼痛等也是“治疗”，是“照护性治疗”。把问题改成“患者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”，答案会更清晰。
回到葛文德的问题，经多年临床实践与反思，我的回答是：努力医治，直到治疗目标从“延长生命”变为“延长死亡”，直到治疗的痛苦超过获益，直到患者说“够了”。我们不放弃患者，只是放弃无效且有害的干预。停止化疗，就专注疼痛控制；拔除气管插管，就专注让患者与家人交流。这是从“对抗死亡”向“陪伴生命”的转变。
有时最勇敢的医疗行为，不是按下抢救按钮，而是放下它，握住患者的手。
（作者单位：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）
医养结合路上的思考
推荐人 郑芬芬
当人口老龄化浪潮奔涌而至，医养结合已成为破解“养老难、就医难”的时代命题。品读《最好的告别》，其对衰老、死亡与医疗本质的深刻洞察，恰为医养结合发展提供珍贵的人文坐标。
书中有一段话直击人心：“当独立、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要的不是更长的生命，而是更好的生命。”这段话道破医养结合的核心——绝非医疗与养老的简单叠加，而是对“生命质量”与“个体尊严”的双重守护。
近年来，我省率先探索社区嵌入式医养、居家医疗护理等创新模式，力求让失能、半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护理与温情照护。但现实中仍有不少问题：医疗资源难以下沉到基层养老机构，专业照护人才缺口一直存在。更让人忧心的是，不少服务还停留在“治病续命”的层面，没有真正顾及老年人对生命质量和精神尊严的追求——这恰恰是作者反复提醒我们警惕的现代医疗误区。
作者直言，医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不顾一切地对抗死亡，而是让人“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”。当衰老和疾病不可逆转，过度的医疗干预不仅延长不了生命，反而会剥夺患者最后的自主和安宁。这一点，正好戳中了当下医养结合的短板：有些机构只看重医疗技术，却忽略了人文关怀，把老人当成单纯的“被照顾对象”；还有些照护服务只盯着生理护理，忘了心理疏导和情感陪伴，让很多老人在孤独和无助中度过最后的时光。
真正的医养结合，是“医疗保障”与“人文关怀”的深度融合。书中倡导的“善终服务”理念，和我们现在推进的安宁疗护、姑息医疗不谋而合——医养服务既要帮老人缓解病痛，更要尊重他们的意愿，守住生命的尊严。这就要求医养机构转变思路：不再只围着“疾病”转，多站在老人的角度想问题；不再让老人被动接受照顾，多鼓励他们参与生活决策，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社交圈子，让衰老不再是失去尊严的过程。
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，需将《最好的告别》里的人文精神真正融入实践。一方面，继续完善服务体系，让医疗资源和养老机构深度融合；另一方面，多注入人文关怀，把临终关怀、心理疏导、情志调节纳入服务内容，培养既懂专业又有温度的照护队伍。更重要的是，慢慢改变观念，让“尊重生命、善待衰老”成为共识，让每位老人都能在生命最后阶段活得体面、走得安心。
《最好的告别》不仅是对死亡的思考，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坚守。在医养结合的发展路上，政策和技术是支撑，人文关怀才是灵魂。只有用专业医疗守住老人的健康，用温情关怀守护他们的尊严，才能让每一次生命告别都从容安详。
（作者单位：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）
书名：《最好的告别：关于衰老与死亡，你必须知道的常识》作者：[美]阿图·葛文德著，王一方
主编，彭小华译 出版社：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