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“证”成为医学免疫的算法语言

推荐人顾杨李莉

▲顾杨

伟大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的《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》是一部厚重的文集，170余篇论文、演讲、报告，横跨近二十年，构筑起“人体科学”这一交叉学科的完整框架。作为一个接受现代医学训练的西医，初读时我带着职业性的审慎——那些关于气功、特异功能的论述，与我所熟悉的分子机制、循证证据之间，似乎隔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河流。直到读到这句话：“中医所谓的‘辨证施治’，这个‘证’就是功能状态。”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条河流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宽。

现代医学的演进，本身就是不断逼近“个体化”的历史。为什么同样疾病在不同人身上表现迥异？肿瘤学已给出清晰框架——疾病亚型识别。乳腺癌不再是一个单一疾病，而是根据ER、PR、HER2等分子标志物划分的若干亚型，每种亚型对应不同的治疗策略。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，更是建立在EGFR、ALK等驱动基因突变谱系之上。这就是现代医学的“辨证”——只不过我们使用的“望闻问切”，换成了免疫组化、基因测序和蛋白质谱。

从这个视角出发，钱老的洞见便有了另一种读法。他在书中将人体定义为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”，进一步解析为“形—气—神”三个层次——物质能量系统、信息控制系统、心理精神系统。他指出，人有自卫的行动，如应急反应、免疫反应等，通过自卫排除干扰形成各种功能状态。用免疫学语言翻译：免疫系统正是人体应对干扰的核心调控网络，每一次激活与抑制都在重塑人体的“功能状态”。

钱老提出的“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”，与精准医学的临床决策路径惊人相似。我们通过问诊体检形成初步定性判断，再借助实验室、影像、多组学数据逐步精确化，最终形成个体化决策。不同的是，钱老三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终极方向——不是在分子层面将人拆解，而是在理解各层次机制的基础上重建对“人”的整体认知。这恰恰是当前免疫调控研究的前沿命题。

以脓毒症为例，作为急诊医生，这是我几乎每天面对的“劲敌”。它的棘手在于，免疫反应并非简单的“不足”或“过激”——病程早期可能是炎症风暴，后期则可能陷入深度免疫抑制。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处于截然相反的免疫状态，治疗策略随之迥异。任何固化方案都难以奏效，真正决定预后的是对患者“免疫功能状态”的精准识别与适时干预。中医“扶正祛邪”的理念此时显示出独特启发性：它不寻求简单“压制”或“增强”免疫，而是着眼于恢复机体自身调控能力，让系统找回动态平衡点。近年来，“免疫态”概念的提出、神经—内分泌—免疫网络研究、脓毒症免疫表型的分子分型探索，都在指向同一方向——从“治人的病”转向“治病的人”，从单一靶点走向系统调控。

这让我重新审视钱老那句论断：“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。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、西医于一炉的新医学。”过去我可能视之为文化立场，现在意识到它首先是科学判断：当现代医学从“简单性系统”走向“复杂巨系统”认知框架时，中医数千年积累的对“证”——人体功能状态的观察经验，将成为构建新医学范式的关键资源。

当然，融合之路绝非坦途。中医“证”的语言——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——与现代医学分子语言之间存在转译鸿沟。但“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”恰为此提供了方法论框架。当我们能用多组学数据刻画“气虚证”的免疫图谱，用代谢组学解析“湿热证”的微环境特征，用神经—内分泌—免疫网络阐释“肝郁气滞”的调控机制，“证”便不再模糊，而是一种可被现代科学语言描述的“功能状态”算法。

回到临床，每一次面对脓毒症患者，在抗感染、液体复苏、免疫调节之间权衡，我都在不自觉地“辨证”——判断他的免疫系统处于炎症风暴期还是免疫抑制期。只不过话语体系是降钙素原、淋巴细胞计数、HLA-DR，而非“卫气营血”。但话语不同，不改变问题本质：我和近两千年前的张仲景，面对的是同一难题——如何在复杂系统中找到随病情演变的平衡点。

钱老在书中为这难题提供了思考方式：人体是开放复杂巨系统，调控需要综合集成法，需要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。对于急诊一线西医而言，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具体结论，而在打开的那扇门——

—扇通向新医学认识论的门。门另一侧，中医的整体视角与现代分析工具不再是替代选项，而是同一条河的两岸，共同托举起正在到来的新医学范式。

这大概是我从书中获得的最大启示：辨证施治与疾病亚型识别，共享同一种认知逻辑——在个体差异中寻找规律，在复杂系统中建立秩序。它们只是两种语言，描述同一座山的不同侧面。而医者的使命，从来都是爬上去，看清楚它真正的样子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）